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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重点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明确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就可能出乱子。”多年前小平同志警告性的提醒言犹在耳。
这种提醒当时就非空穴来风,现在来看也非危言耸听。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6,即使不算精确,但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已无甚争议,这说明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相当不均,即贫富差距过大。
与此同时,中国现已处于人均GDP1000到3000美元的易产生社会矛盾的阶段。世界经验证明,如果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差距不持续扩大,社会就比较稳定,可以继续保持增长。反之,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加剧社会矛盾,最终将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患寡而患不均”,其中的“均”并非“平均”,实质上仍是“公平”。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主要是“不公平的差距”,尤其是“起点的不公平”,这是招致社会不满的直接原因,从长远来看,也是阻滞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根源之一。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市场经济”冠以“社会主义”前缀的“中国特色”所在,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和目标。
针对改革开放之前“大锅饭”造成的“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初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先富论”,是相对于当时“平均主义”导致的不公平的进步,因此在一段时期解放和推动了生产力;但在实践中,因为过度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出现了分配不合理和贫富差距拉大。因此从政策上,强调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就愈加显得迫切而重要。
但需要防止的误区是,共同富裕决不是过去的平均主义,而是要在更加注重公平的前提下,尤其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下进行财富分配。一次分配中,可以效率为重,但同时要重视起点的公平;再分配中,须以公平为重,尤其要重视对低收入阶层的最低社会保障;最终使目前的分配结构从“哑铃型”转化为“纺锤型”,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缩小两极分化。
从“平均主义”到“部分先富”,是一个时代的进步,随着总体小康的实现,全面小康建设的到来,现在更需要强调的“共同富裕”,核心是构建和谐社会,追求在公平的基础上的效率。社会普遍并不仇公平的富,而是仇不公平的富,重点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失误造成的不公财富,尤其是靠权力寻租、腐败、甚至是违法犯罪而攫取的财富。
因此,在践行“共同富裕”中,既要反对非理性的“劫富济贫”式的“仇富”,也要反对平均主义空想。政府应将重点放在建立和完善“公平”的保障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上,而把“效率”还给市场和社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以政治议程高度呼应社会议题,被舆论普遍评价为“直面现实、坚持以人为本、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这无疑为“共同富裕”从理论口号到现实实践推进了一大步,“共同富裕”的时代有望全面来临。
大学生共同富裕论文1500字
社会财富在强弱阶层中急剧断裂已是既成事实。学者估算,中国当前基尼系数已超过0.5。瑞典等高税收高福利的北欧国家不用说,即便对二次分配非常警惕的美国,基尼系数也只在0.4左右。中国收入分配天悬地殊,堪称世界之最。早在1985年8月,邓小平就告诫,“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今天听来,这声音振聋发聩。
把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归咎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常见的错误归因。为什么在一些奉行自由市场的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没有中国这么大?追问两极分化的祸源,就不得不追溯到中国作为转型国家这一“特殊国情”。
学者对此有扎实研究。在《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报告里,王小鲁推算出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高5.4万亿。这5.4万亿,约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15%,俗称灰色与黑色收入。工农大众没什么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更不沾边。这笔藏在权贵阶层的壁橱里的巨款,主要围绕权力产生,极大地恶化了强弱群体之间的财富落差。
毋庸讳言,在三十多年改革过程中,始终有一条权力变现的潜流存在。通过对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强势支配,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来垄断重要行业,不受限的权力以此获得了巨额腐败租金,这才是中国贫富差距畸高的核心原因。权利缺失者,随之以物质贫乏,权力强大者,要积蓄财富则易如反掌,这已是社会共识,并成为很多人进退取舍的内在标准。
其实,不谈灰黑色收入,只看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收入比例,也能发现贫富日益悬殊的秘密所在。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46%,而且这几年继续下降,而政府与企业收入占比则一路上升。2011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万亿有余,继续保持近30%的增速。如此快速的财政增速,配之以极不相称的公共服务,使二次分配的矫正作用基本沦为空谈。
国强民弱,使追求共富不得不靠政府的自省与善心。但仅靠政府善心,显然并不足以实现共富。改革前,权力全面配置资源,无法形成灵敏的价格体系,中国人只好共同贫穷。现在虽然加入市场要素,权力改革却依然任重道远,国民财富分配还是得屈从于权力逻辑。主政者施仁政,则民众得实惠。运气不好时,遇上一个不靠谱的地方官,一方百姓就只能艰难度日。
政府也有利害计算,这本是常识。缺乏社会的异体监督,政府不可能做到利益完全中立。“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想走向共同富裕,初次分配要按市场规则,再分配则必须要由纳税人说了算。
所以对民众来说,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一定要告别对父爱主义的幻想。惟有权利明确无误,并有法律保障,农民土地才会真正值钱,市民才不会连房带地被“无偿收回”。
为达成可持续的良治,政府则要深化改革,让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共富是财富分配向正义原则的回归,更是社会经济权利的落地,是民众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之扩展,非如此不能真正避免国民分裂为对立阶层的悲剧。
大学生共同富裕论文1500字
我们谈论任何关于共同富裕的话题,必须先了解共同富裕是什么?习大大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曾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以我愚见,共同富裕这个提法有两个含义,富裕代表着发展、共同代表着分配,二者互为辩证关系,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则是为了更加长远的发展,我们党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是为了实现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
我们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先弄懂为什么贫富差距会扩大,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多人会问,关心这个问题有什么用啊,也不会让我多挣钱,这样想就不对了,兄弟,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发展是紧密相联系的,大家多关心国家大事,多读中央文件,多思考其中的含义,自己在投资、买房等人生大事的决断上也不会犯根本性的错误。说白了,一个能够看懂这些的人,对于普通人,就是降维打击。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对待事物的看法往往会影响他对这个世界的判断,就像你我,从小的时候能够得到父母足够的关爱,我们就容易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我们从小身边都是好的医生,你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也就容易学习医学专业。
我们党的第一批领导人大多从小立志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们一辈子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我们的国家走到如今,我们站了起来,强了起来,从历史来看,在可见的几十年内,会更加的强盛。但我们党是有着宏大目标,我们要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实现永久的繁荣昌盛,我们信仰马克思,坚持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也就必须要解决我旧中国、乃至世界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阶层流动性,不仅要富裕,更要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