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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的历史了解党的情况，跟着党走。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史经典故事的文章11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党史经典故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48次下榻东湖宾馆，主席诗意地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在湖北停留期间，领导人每天吃什么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1960年5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个月不吃一块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点味精。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哩……”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主席都没有忘记娃娃菜。
第二篇: 党史经典故事
一天，毛主席向周总理和**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首先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对于这种解决方法，毛主席摆了摆手说：“每件事应当自觉自愿的。”
周总理回答说：“我首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毛主席不赞成这种手法。
那么，毛主席的策略是什么呢？毛主席笑着说：“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擦在猫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
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第三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第四篇: 党史经典故事
上世纪60年代，为回笼货币，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价买了一床毛巾被，谁知第二天就降价了。花了冤枉钱，陈云却对妻子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讲。
第五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第六篇: 党史经典故事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下面我为大家演讲的名字叫《鸡毛信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有个放羊的孩子叫海娃，他是村里儿童团的团长。有一天，给八路军当交通员的爸爸，拿出一封信，要海娃马上给八路军送去。这封信上粘着三根鸡毛，海娃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最最紧急的信呀!
海娃揣好信，赶着羊下山了。还没走到山口，就远远地看见来了一队日本兵。”怎么办?信藏在哪儿呢?”他一眼看到了老绵羊的大尾巴，灵机一动，把信拴在羊尾巴下边，大尾巴一盖，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海娃刚站起来，鬼子就来到了身边。
“小孩，你的干什么的?实话说，不然杀了你!”
“我是放羊的嘛，呜呜呜，我是放羊的嘛。”海娃故意装作害怕的样子哭起来。
鬼子看了看这群羊，来了坏主意。他把羊都扣了下来，海娃呢，被-逼着给他们赶羊。
天黑了，敌人来到一个小山村。村里找不到一个人，也找不到一颗粮食。鬼子们都饿疯了，就叫黑狗子们去杀羊。一个歪嘴黑狗看中了那头老绵羊，上来就抢。海娃眼看自己心爱的羊被拖走杀掉，恨死了敌人。可他更担心鸡毛信，它就绑在老绵羊的尾巴底下啊!
老绵羊好像看出了海娃的心思，四条腿往地上一撑，歪嘴黑狗怎么也拉不动，累得出了一身臭汗，只好去抓别的羊。海娃总算放了心，又在盘算着怎样逃走。
天刚蒙蒙亮，鬼子就挥着大洋刀，带着队出发了。还没走过几个山头，只听”轰”的一声，走在前面的几个黑狗子倒在地上。原来他们踩上了民兵埋的地雷。海娃真想笑，可没敢笑出来。
“小孩，你的前面的开路!”鬼子是要海娃赶着羊，在前面踩地雷。这里的路海娃太熟悉了，他把敌人引上了一条小山路，自己越走越快。敌人都气喘嘘嘘的，越落越远。
“小孩，你慢慢地开路!”海娃干脆飞跑起来。
叭!叭!鬼子开枪了。海娃一头倒在草丛里。他知道，这里离八路军住的地方不远了，就大声喊起来:”鬼子来啦!鬼子来啦!八路军叔叔，快打呀!”
果然，八路军叔叔开火了。海娃一高兴，爬起来就想跑，刚跑几步，就昏倒了。一个八路军叔叔忙跑过来:”唉呀，这不是海娃吗?”
海娃睁开眼，吃力地说:”叔叔，羊……老绵羊……鸡毛信……尾巴……”话没说完，又昏过去了。
等他醒来时，他已经睡在热炕上了。八路军叔叔告诉他，靠着那封鸡毛信送来的重要情报，八路军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好多鬼子和伪军。八路军叔叔又送给海娃刚缴获的两个牛肉罐头。海娃的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
第七篇: 党史经典故事
草地晚餐
一九三六年七月，我们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水旱相接的边缘地带。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总部和党校的同志刚做完宿营准备工作，朱总司令来到了。
总司令身穿打了不少补丁的灰色粗布军服，脚穿一双草鞋，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皮包，拄着一根棍子，棍子的两头已近磨得溜光圆滑。为了党的事业日夜操劳，加上长征途中的艰苦生活，总司令比过去显得黑瘦，额上的皱纹也比过去深了，密了。
总司令站在一个草坡上，边喊边招手：同志们快来呀，告诉你们几个好消息。
一霎时，这喊声就把大家吸引到草坡的四周来了，总司令看前面的人群，兴奋地说：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领导的北上红军和陕西的红军打了大胜仗啦!总司令把“大胜仗”三个字拉得长长的，加重了语气。人群沸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总司令也激动得和大家一道使劲地鼓掌。接着，总司令又报告了两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水草地，而且有了一条牦牛。
“牦牛!”很多人惊喜得叫起来。在这个渺无人烟的草地上，哪来的牦牛呢?经过总司令的解释，才知道是先头部队送给我们的。最近一个星期，我们每天两餐，每餐只有二两左右的炒面泡水充饥，再过几天，二两炒面也会发生困难。现在居然有了一条牦牛，怎么不叫人高兴呢?“把牦牛杀了，美美地吃一顿。”我们都这样想。但是仅仅一条牦牛，怎么够好几百口人吃呢?
总司令一下就把我们的心思猜中了，他笑着说：不能一顿吃了呀，最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哩。同志们，过日子要有个长远打算，不能光看到鼻子尖上。宁愿顿顿缺，不愿一顿无呀!我们四川有句俗话，“有了一顿充，没有了敲米桶”，我们可不能那样啊!
听着总司令的话，我们顿时觉得脸上有些发烧，内心感到很惭愧，大家纷纷议论要把这条牦牛留到最困难的时候。
总司令说：我的意见是把牦牛杀了，留下牛皮牛肉做干粮。牛骨头炖野菜，营养好的很，是我们今天最好的晚餐。等一会，大家去扯点野菜吧，他说罢，用征求意见的眼光向四周看。
“好!”“同意!”大家喊了起来。
开始挖野菜了，我们几个女同志走在一块。这时，总司令又出现在我们身旁，他给我们介绍草地上的各种野菜的名称：什么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总司令还能说出各种野菜的生长期和味道。我们一面按照他的指点挖野菜，一面想：总司令对野菜这样熟悉，他一定没少吃。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和红军战士一道，历尽千辛万苦……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总司令几眼，看到他那显得有些苍老却十分刚毅的面容，看着他那露这一道道青筋、正在拉扯野菜的手，我的心无法平静下来。
总司令一面细心地寻野菜，一面给周围同志分析当前的国内形势，教导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对待困难，经受生活的严峻考验。他说：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就一定能走过草地，到达陕北，见到毛主席;就一定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的胜利。听着总司令的话，我浑身增添了力量，连肚子也不象刚才那么饿了，拔起野菜来也格外轻快了。
草地上的野菜并不多，寻了个把钟头，每个人才弄到一小把。我们把野菜洗干净，送到炊事班去。
临时伙房设在草地上，几口行军锅成“一”字形排列着，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锅内热气腾腾，一块块巴掌大的牛骨头，被沸腾的水卷起来又按下去。一阵微风吹来，香喷喷的牛肉气味直钻鼻孔。大家谈笑着，赞美着，都说今天的晚餐是一顿丰盛的“牙祭”。
开饭了，就餐的人们，蹲着的、坐着的、站着的都有。草地真是一个又大又好的露天餐厅。我盛了一碗野菜坐下来，一眼就看到总司令也端着一碗野菜，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哩。他边吃边向旁边的战士们称赞野菜的味道。战士们见首长和自己在一块吃野菜，又是那么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都争着与总司令拉话。
一个年轻的警卫员端着个大碗递给总司令，这是一碗米粥。粥可真稀，人影子都照得出来。总司令瞧了瞧，皱着眉头问：“这是哪里来的?”警卫员回答说：“先头部队送牦牛来时，顺便捎来一点点大米给您熬粥喝。”总司令温和地说：“给病号送去吧。我吃牛骨头煮野菜，营养好的很。”说罢，夹把野菜往嘴里送。他吃地那么香甜，看不出有丝毫难咽的样子。说实在的牛骨头炖野菜，闻起来香喷喷的，可一吃起来就不是滋味。就说那个野葱吧，香气和家葱一样，味道却像刚结出的李子，苦涩得使人难受。
警卫员知道总司令是说一不二的，尽管心里有些舍不得，也只好端着稀粥向病号那边走去。
病号中有个是党校二连连长，发高烧已经两天了，一点食物也没沾牙。可是他宁愿自己多忍受点艰苦，也不愿吃掉自己敬爱的首长的稀粥。其他几个病号也和他一样。警卫员没法，只得仍旧端回去，可是总司令又叫他送过来。这样来回几趟，弄得警卫员不知听谁的好。怎么办呢?稀粥都要凉了。大家知道我和总司令比较熟悉，便推我去劝说。
我走近总司令，说：“总司令，我看着稀粥还是应该您吃。论职务，您是首长;论年纪，您比我们大;论身体，您不比我们青年人。”我边说边扳指头，一口气把想好的这些理由都说出来。总司令听了，呵呵地笑起来，他踱到人群中间，用平稳清晰的语调说：“同志们，稀粥还是应该病号吃，他们有病啊!”总司令说着，慈祥地望着大家。大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在这时，康克清同志来了。她明白面前所发生的事情后，就从警卫员手中接过粥碗，对总司令说：“老总，你就尝尝吧。你不吃，他们是不会吃的。”说罢，用勺子盛了两三口粥倒在总司令冷碗中，余下的分给四个病号。总司令喝完粥，举起碗来向着病号说：我已经吃了，同志们快吃吧!
那个连长噙着眼泪，向其他病号说：“吃吧，不吃会辜负总司令的心意的。”病号都被感动得哭了。我们望着敬爱的总司令，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
夕阳把草原映得更加光辉灿烂。总司令那稳健的身躯，有如一株青松，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巍然高大。
第八篇: 党史经典故事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第九篇: 党史经典故事
要读懂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下党史故事应该也是必须要了解掌握的！学党史，先要从以下故事学起。
1.延安“窑洞对”
2.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
3.耿飚之问
4.《甲申三百年祭》
5.叶剑英两次挽救党
6.毛泽东：打不败胡宗南坚决不过黄河
7.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鬼都不上门”挨整日子
8.七大元帅拼死救毛泽东
9.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10.一昼夜奔袭120公里徒步行军的两个纪录
延安“窑洞对”
延安“窑洞对”又叫“窑洞之问”。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谈到“朝代更替、循环往复”话题时，发出了著名的“黄炎培之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窑洞之问。”
（点评：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延安“窑洞对”太重要了，毛主席用一个民主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天下！）
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当街骂毛泽东的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一般人肯定会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毛泽东却非常冷静，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看到后陷入深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当晚叫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主席。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生怕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还要他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显好转。
（点评：有错误了，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共产党员的人格风范！）
耿飚之问
耿飚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当年的“杨罗耿”，曾经横扫千军，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讲他的金戈铁马，写他的赫赫战功，却说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故事说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
（点评：耿飚之问，被誉为中共党史继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和延安“窑洞对”之后的三大问！忘记背叛群众的人，人民绝不留情唾弃他！）
《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其核心是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国家倾覆和李岩的悲剧命运，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胜利后的骄奢。
1944年4月至5月间，毛泽东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点评：毛泽东据此提出了著名的——进京赶考说！不骄不躁，全党同志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叶剑英两次挽救党
第一次：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在此不想多说，说说里面具体的一个细节。党史叶剑英担任张发奎第四军参谋长。当时，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准备要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但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发现了起义苗头，电令贺龙军长等率部到庐山，意在缴械。这一消息被叶剑英知道了，他赶紧向周恩来等人汇报，所以，南昌起义提前爆发。如果没有叶剑英的情报，不知道有多少起义者还没起义就被屠杀了，那还有后面的南昌起义？
第二次：南昌起义。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业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叶剑英在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回合。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点评：叶剑英，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好多人就不认可，说叶剑英凭啥能授予元帅军衔。我说你真不知中共党史，知道了你就会明白，哪怕十大元帅其他九人都不给，也要给叶剑英！叶剑英的另一次挽救党和国家命运的便是，协助华国锋等人彻底粉碎四人帮，这一丰功伟绩中，叶剑英应该是起决定作用的。说协助，是因为华国锋当时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充分证明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打不败胡宗南坚决不过黄河
1947年2月，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实行重点进攻。蒋以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锐部队25万人围攻陕甘宁边区，而彭德怀统率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2万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边区形势非常严峻。为了诱敌深入，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并将中央领导机构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当时留在中央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共800人。毛泽东要以这800人转战陕北，以“蘑菇战术”拖垮胡宗南的20多万精兵，粉碎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转战陕北，酷似长征。党中央辗转行军，大迂回运动，在强大敌人紧逼追击下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在千山万壑中引领胡军“武装游行”，从一个沟壑转移到另一个沟壑。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毛泽东率部刚走一会儿，敌军就进了村。这种险情时有发生。因此，作为中央支队负责人的任弼时提出，还是过黄河暂避一下。但毛泽东坚持不同意，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我要留在陕北，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过黄河。胡宗南正希望我过黄河哩！我不过黄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别的战场，减少别的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在这里消灭他。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转战陕北一年，既稳定了党心，也使蒋介石在河东消灭中央的图谋泡汤。
（面对那么多的强敌，毛泽东就是不过黄河！目的就是为了牵制胡宗南！为了党和人民事业，全然不顾及自己性命，这就是领袖的魅力所在！）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鬼都不上门”挨整日子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还同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然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失去了军权。此后,毛泽东不断挨整，处境更加艰难。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两三年”，是毛泽东事业上遭受的最大挫折。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中共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为了排除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障碍，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左”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临时中央的这些做法，令人寒心，不少人有所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传》写道：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毛泽东在挨整的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虽然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但还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至少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1、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2、大力抓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3、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4、领导中央苏区的反贪立法工作。5、时刻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发展,不断提出军事建议。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除以上五件大事外,毛泽东还利用这段时间,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1957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不悲观，不消极，不懈怠，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等待中学习，“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为“天降大任”做着积极的准备。
（我们都有不顺心的时候。每当失意不顺心了，不妨看看我们最为崇敬的毛泽东，他是怎么对待的！万不可发不完的牢骚，意志消沉，有的甚至丢了初心而开始贪腐，走上不归路，有的甚至背叛了初心而背叛革命，如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七大元帅拼死救毛泽东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在这次斗争中，七位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开国元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朱德、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和徐向前。
朱德
在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活动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边，是极具分量的。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同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期间张国焘百般刁难，朱德不顾个人荣辱，沉着冷静的与之巧妙周旋。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辞拒绝。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还要求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想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用事实向张国焘力争。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在遭到拒绝后便开始漫骂和攻击，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张国焘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朱德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见对朱德无计可施，张国焘便想赶走朱德，说“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果断地回答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知道只有留在部队里，才能及时掌握张国焘的动态，以便应对。当朱德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言辞一点也不为过。
刘伯承
红军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曾派刘伯承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面对张国焘妄图攫取军权的咄咄逼人的言论，顾全大局，不漏声色，以不变应万变，之后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研究对策。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左路军行动，他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反击顶撞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气急败坏，加强了对刘伯承的警卫，实际是将刘伯承看管起来。后来又撤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即便这样，刘伯承仍同张国焘斗争，还做好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的准备。张国焘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后，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洗脑，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决定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下策。为了加重同张国焘斗争的砝码，刘伯承向朱德建议，决定同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在说服张国焘同意后，朱德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从而使斗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贺龙
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他与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当时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军团拉向自己，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欢迎会上，贺龙便给张国焘来了个下马威，贺龙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贺龙为了削弱张国焘的力量，还采用了釜底抽薪之计，他对张国焘说红二、六军团损失不小，要张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抽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二、六军团中去，从而削弱和分散了张国焘的实力，为最终斗争的胜利加重了砝码。
聂荣臻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和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吃饭，企图拉拢二人，挑拨党内关系，宣扬他的南下方针。席间张国焘诱之以利，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聂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会心一笑，说：“我当然也要。”不过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聂荣臻警觉起来。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是什么态度。陈昌浩这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意思无非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给了陈昌浩一个软钉子。林彪与张国焘走得很近，显得很亲热，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意图很明显：一是封官拉拢，二是分裂瓦解。这也让聂荣臻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不惜与林彪吵翻，劝林彪要防止一军团被张国焘吃掉。由于聂荣臻等人立场坚定，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方针，弄得张国焘离间不成，最后只好公开向中央要权了。
叶剑英
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会和。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彭德怀
彭德怀开始也是张国焘拉拢分裂的对象，也送过礼物金钱，派说客游说过，但彭德怀始终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不为之所动。红军分路北进后，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陈昌浩在前总会议上，大谈阿坝是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引起彭德怀的警觉，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的担负起这次“护驾”的任务，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从而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悲剧发生。
徐向前
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总指挥，是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陈昌浩的三号人物，但他始终是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的，在这方面他一直与张国焘、陈昌浩政见不合。他与陈昌浩率右路军随中央北进。张国焘孤注一掷，电令陈昌浩采取行动，甚至要加害中央领导。毛泽东得悉叶剑英的汇报后，果断率红军红一、三军团连夜悄悄北上。但还是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的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道：“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追击”。正是徐向前一声令下，稳住了军队，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第十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到达腊子口的时候,某部住进了依山而建的藏寨朱立村。傍晚,连部一位十七八岁的通讯员借用了房东家的瓷罐去打水,回来的途中不小心将瓷罐打碎,他看看四周没人,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悄悄溜进住处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当部队准备离开的时候,指导员在检查纪律时才发现了此事,严厉批评了通讯员的同时要求他赔偿。通讯员除了腰间的一支驳壳枪和身上的一件红毛衣,别无他物可以抵偿。指导员要求他将红毛衣脱下来赔偿给房东老阿妈,通讯员情急之下竟然泪流满面,身边的一位战士解释说,这件毛衣是过草地时他妈妈牺牲时留给他的唯一的遗物。原来,通讯员的父亲是红军的一位营长,在四渡赤水中牺牲。当时他叮嘱妻子将这件红毛衣穿在孩子的身上。这件红毛衣是远在云南的奶奶用爷爷一点一点捻出来的羊毛织成的。房东老阿妈实在不忍心,部队又有铁一般纪律,只好拿出自家的一件羊皮袄换了这件毛衣,指导员又执意留下一块白洋,此事才算了结。
解放后,老阿妈将一直保存下来的红毛衣送交了乡政府,可惜后来遗失。但是一件红毛衣的故事,却至今流传在迭部一带,越传越远,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它并深受感动。
第十一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